刑罚不中，则民无所措手足（《子路》）。
相比于作为主观价值认定的信念伦理，责任伦理更强调客观因素的影响及行为者的审时度势。国者，巨用之则大，小用之则小。
一是仁义的对应性规定;一是义利的对应性规定。在此，伦理行动动机上的彼岸色彩虽淡却存。即使是涉及利益权力问题，利为兼利、为一身伦理正气的君王所利天下，亦是伦理化了;权为公用，为一心为民的君王所把持，正是合于伦理的。进而，儒家对于人生中为善去恶的重要性，甚至恶的排除予善的支持的重要性，给予了人生归宿的意义。从伦理善的实际构成上讲，人们是无法提供一个可定义、可分解、可理智掌握的永恒善的。
(《孟子·离娄》)非礼之礼，非义之义，大人弗为。不忍人之心的扩充与不忍人之政的天下皆悦，使恶的伦理功能无从安置。《乐》者，此之乐者也。
经书有五，故称‘五经。他在该文中指出，将儒家的经典称为五经（五者即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）还是称为六经（六者即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），区别仅仅在于怎样把握《乐经》，若称五经，只不过强调《乐经》已亡失，故儒家经典实有五部。贾谊是汉文帝时人，从他的生活年代上推几十年，是汉高祖时代。其称六经有云：天生民有《六经》，言性者不当异③。
广博易良，《乐》教也。六学皆大，而各有所长（同上书，第35页）。
《诗》、《书》序其志，《礼》、《乐》纯其美，《易》、《春秋》明其知。③五经之所以可以称为六艺，是因为它所体现的德之理与德之美都莫不表现为六行。六艺若作为射、御、礼、乐、书、数的称谓，指的是小艺，是讲如何做事的技能。随着六艺称谓的流行，汉初儒者开始以六艺称六经。
况且，从教国子的六艺有具体的数量限定这一点也不难发现编造的痕迹，编造者似乎觉得如不加上限定的数量，国子所应掌握的技艺与庶民子弟所应掌握的技艺就没有任何区分，那么就不足以区分贵族与庶民。⑤ 王葆玹：《今古文经学新论》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1997年，第34页。还有一种说法以为六艺称谓定于孔子。⑥ 此原为流的古体，该古体左边为氵右为不。
在那四处中，有三处都是泛泛提及六艺，诸如《主术训》所云孔丘、墨翟，修先圣之术，通六艺之论。所谓序六艺为九种，是将当时六艺类的书籍区分为小类九种，即在六经书籍之外，又将其它三类书（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、小学归于六艺类，而并非另立六艺图书分类标准。
《汉书·儒林传》开宗明义便云古之儒者，博学虖六艺之文。因此，所谓游于艺，未必是指学习六艺（礼、乐、射、御、书、数）的无拘束状态，很可能是指在做技艺活时力求保持精神上的自由状态，心态不为活计所累。
《说山训》所云为孔子之穷于陈、蔡而废六艺。六者，圣人兼用而财制之。何以见得？贾谊《新书·道德说》中的有关论述涉及了这个问题。【内容提要】学术界一直以为，自孔子创立儒学以来，儒家所谓六艺，就既指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六部经典，又指礼、乐、射、御、书、数六种技艺。司马迁、董仲舒、刘安均生活于汉武帝时期，早于他们的有贾谊。问题是，现今仍流行的《周礼》，对其著作年代，起码有三种不同的见解，一为西周周公作，一为战国礼学家（或谓六国阴谋之徒）搜集西周和战国史料而编成，一为两汉之际的刘歆伪造（或曰由王莽草创，后经刘歆整理而成）。
此六艺具体所指，司马迁在《滑稽传》内作了明确的交代：孔子曰：‘六艺于治一也。但实际上《礼记·经解》只有这样的语句：孔子曰：‘入其国，其教可知也。
换言之，在他看来，经的数量固然为五，但经未必不能发挥六种教化功能。汉儒用六艺一名统称儒家大艺、小艺两种学问，从某种意义上讲，是为了提高小艺的价值，或者说将小艺的价值视同于大艺的价值。
一种称谓从提出到流行，总要经过一段时间，所以六经称谓的提出，应早于《天运》的著作年代，似不晚于战国中期。章太炎先生曾断定六经之名为孔子所定，这不啻认为六经称谓的出现当不迟于春秋战国之际。
但本文通过对有关史料的考证，提出了不同看法。众所周知，《艺文志》是基于刘歆的《七略》，而刘歆的《七略》又是根据其父刘向的《别录》，于是可以推测至迟在刘向著《别录》时就已经以六艺代称六经。看到这样的定义，没有理由不得出以下结论：至迟在汉文帝（公元前179～157年在位）时代，儒者已习惯以六艺代称《书》、《诗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六经。淳庞敦厚者，《书》之教也。
历史与逻辑相统一，如汉初果真出现了这一学术转向，则早在贾谊、陆贾的论述中就应该对这一转向有所涉及，因为前面的考证已将贾谊、陆贾确定为最早称六经为六艺的儒者。那么，用以类别图书的六艺何所指？《艺文志》的作者这么回答：六艺之文：《乐》以和神，仁之表也。
恭俭庄严，《礼》教也。《书》以广德，知之术也。
儒家思想一旦由学变为术，它就背离了为己的目的，变成了治人的手段，成为统治方术。但凡对儒家学问有所了解者，不仅熟知儒家的学问为六艺之学，而且熟知儒家的六艺指谓有两，一是指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六部经典，另是指礼、乐、射、御、书、数六种技艺。
然而人虽有六行，细微难识，唯先王能审之。至于孔子是否真的使用六艺称谓，他并未深究。三以上的考证已足以证明：尽管在秦末已出现了六艺称谓，但儒者以六艺代称六经不会早于汉初。首先，从本文上面所引的材料来看，汉儒只是以六艺代称六经，既没有以之改变六经称谓之实，更没有以六艺（六种学科）规范五经，从六艺之经的意义上称《书》、《诗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、《礼》（五经）为六经。
其为人也，温柔敦厚，《诗》教也。所以不敢轻信，是基于这一考虑，如六艺称谓果定于孔子，则在《论语》《孟子》《荀子》等先秦儒家的著述中，都不使用六艺称谓，就无法解释，因为对儒家来说称六经为六艺毕竟不是无关弘旨的小问题。
《艺文志》首列六艺略，它序六艺为九种。六法藏内，变流⑥ 而外遂，外遂六术，故谓之六行。
那么，六艺称谓出现于何时？传统的说法是以为六艺称谓定于周公。由此虽然不敢断定以六艺代称六经始于董仲舒，但可以断定董仲舒乃称六经为六学之始作俑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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